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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

发布日期:2019-06-20 03:5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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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而,他刻意回避了一个事实。当年,安徽卫视最早邀请他担任两档节目的客串主持,但并未引起较大反响。正是北京电视台强势推广,才让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影响力延伸到京津之外。

  黄金在日内走势中,金价从开盘一直处于震荡慢牛上涨的行情。截止写稿黄金已经突破1300关口最高到达1303一线,目前黄金有小幅回落。融鑫金师分析认为如果今晚金价的上行动能依然持续,则短期内或进行回调之后会再次上行。并上探1305-1307区域阻力位,这一点位一旦突破则后一阻力位见于1310水平,进而是1313一线。可一旦趋势转下,任何上述阻力位将能抑制金价的反弹,由此融鑫金师认为黄金当前的前景尚未摆脱整理。

  瓜哥觉得郭德纲绝对是有感而发,同行是冤家,尤其是对待老郭这个非主流相声小学生,前辈同行没少打压他。老郭摸爬滚打这些年必定经受了很多常人无法忍受的事,才练就了今天的他。

  1、作为子女讲述父亲历史的怀念文章,称呼上实难把握,既应以尊称,又要沿用写史常规,故每自然段仅一处称父亲。对老一辈革命家叔伯,称呼更难周全,仅一二处用昵称,按常规不避名讳,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简代,请读者及尊者家人谅解。

  2、为便于理解,史实外加了些背景介绍、意义概述和简单评价,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顾及点评,尽量注意党史上掌握的分寸,也阐述些独见并非共识,或许可对史实提出个新视角?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思考。请慨允。

  3、为再现老一辈的个性,表现故事的鲜活性,力图在叙述上轻松点、通俗点,以新针脚缝合旧貂裘、改旧诗词附会新文意,在文字上作点新试、破点规矩,或许可对史实激发些新感悟?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探讨。请海涵。

  4、本应逐人、逐句加注解,但阅读起来过于烦琐,甚至超过正文篇幅。故仅注释史实出处、部分专用名词和个别人物简介,以便读者和研究者详尽掌握。

  5、文章主角是我父亲,篇幅又已超长,故简化了许多人的作为与功绩。本人独家掌握的史料和补白新解,或许可为史实增添点新内容?讲述予众,共享与众,评判于众,我自负责。身为国之干城一将军,人民养育一小兵,军人的责任和儿子的义务,都决定我必须写这篇文章。只是竭尽全力精练浓缩地讲述,仍是既粗略又超长。敬请读者体谅。

  ,是公认的中国在“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”。人们熟知他对党的理论、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巨大贡献,但他漫长的军事生涯,虽早有记载著述,却鲜为人知。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中,在处于敌对势力包围的中国建设中,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,并长期担任中共中央 “二把手”,对国防、军事和军队建设的卓越贡献,正是他光辉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。当代国人应知当知,后代军人不可不知。

  1940年11月10日,再次电报中央: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,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部队总指挥。中央复电:叶挺未过江前,陈毅代理总指挥,以胡服为政委。11月17日,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成立。

  胜利带来喜悦振奋,一鼓作气、乘胜追击为常例。11月29日,我苏北万余部队分三路攻击曹甸,历18天未下,“消耗甚大”。虽然歼韩德勤部8000余人,我亦伤亡约2000人。冷静判断:“急切不能彻底解决”(12月15日),下令撤出(19日)。从战伤比率看,曹甸攻击胜而不败,“杀敌三千、自损八百”,自古就是大胜仗;以战止战为义,攻城未下,却使韩德勤蛰伏一隅,无力较量。我苏北所占地域得以稳固,战略上是为打赢 。

  无论如何,此战不可少。但近似“百团大战”,如此大的牺牲损耗,当时的我军难以承受,可否待机从容亮剑?对此,父亲极其痛心,多次自责。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,他从来都是极其严格的。每打胜仗,刘从未自诩,总推功于众;每有教训,他绝无推诿,要率先汲取。是华中军民的总负责,敢作为、就敢担当!

  12月31日,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,华中军事指挥,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、政治委员指挥之下。同时又决定:“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,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”。父亲的担子更重了 。

  1941年1月6日,发生惊世的皖南事变!载入史册的资料陈述详尽,我不讲了。仅就史实谈些联想。

  红军长征后,项英与陈毅、邓子恢、粟裕等留在老苏区,确实历尽艰辛鏖战,却是不了解延安的党中央。组建新四军时,谁知西风吹血腥?项英又自然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路线。

  项英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前半段,恰逢武汉失陷,叶挺气愤已极挂冠而去,项英速返新四军,所以主要听了王明灌输的那一套。全会结束,长江局被撤消,项英改任东南局书记,辖区少了大半。对后来传达的六届六中全会(后半段批判王明,做出“决定中国之命运”的多项决定)精神和决定,他是整个跟不上趟。历史上,将军百战身名裂,毁于一念一战,并不鲜见。

  正当中原党政军民大发展中,父亲多次向中央建议,并直接给项英发电报、写书信,应将新四军军部迁至华中,可到陈毅、粟裕等老新四军处。反复劝说,新四军在皖南难以发展(受军编制所限,项英又一直反对所谓的“招兵买马”,担心刺激蒋介石),总共力撑至万把人规模,而在江北则发展到七八万人马,占据几千万人口的根据地,有的是地盘,有的是发展空间,就是急缺老部队。况且,军部长久滞留江南,极其危险。

  、张闻天多次致电新四军军部转出国统区。由于上述背景,延安中央对项英的指示中多有商量语气,而父亲当时是政治局成员,苦口婆心地建议、劝说政治局常委项英。 1940年4月(“扣住”陈毅、叶飞前后),就以万分火急电:“顽方必然要摧灭我江南军部”……至皖南事变前一个多月中,刘频发急电:“从速北移……如果迟缓,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”,“皖南新四军军部北渡道路很可能被切断”,“愈迟情况将变得愈困难,以从速行动为妙”。

  项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,革命的坚定性毋庸置疑。很可能他身为东南局书记,所以不愿让新四军军部离开地界?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王明,所以才造成“一向不听延安的”?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抗日,所以才自感无颜以见江东父老,造成临阵出走,遭弑身之祸?

  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项英纵然有大错,但先人已矣,逝者为大,我辈应予宽宥,起码应予尊重。

  1941年1月6日拂晓,皖南事变爆发。1月14日,最后消息“弹尽粮绝”,新四军军部所率部队9000余人,分散突围所剩2000余人。这么可贵、这么好的老部队呀!遭受巨损心疼死,使我三军泪如雨,全党捶胸顿足,一片喊杀复仇!那时,共军可是千锤百炼、血气方刚、动如脱兔的勇猛之师啊!

  父亲最先得知,盯在电报机旁七天七夜没合眼,旧仇江流不尽,新恨云岭千叠。他激愤难耐,赞成并亲自部署反攻。

  党中央发出全面反攻电报后,经过反复思考,给中央发电建议:“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,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,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”。他认为,我军还不具备硬拼实力,死战正中老蒋下怀;我党还很可能从王明、项英右的“两个一切”,倒退回极左的“两个一切”(一切不合作、一切斗争到底) 。翻脸打内战,人民怎么想?失去了不易得到的人心,便失去了基础。可以肯定,得益的是日本人。即刻接受了的建议 。

  父亲已是新四军的主持人。照常理,提此建议是自找难题、自讨苦吃。他周围,无一不是久经沙场、视死如归的职业革命战士;他统领,十万“饥餐胡虏肉、渴饮匈奴血”的鹰狮劲旅。要压住怒吼、疏导愤懑,如同引火。

  但千古兵法定理: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、将不可以愠而致战” 。决不意气用事,而应冷静以对,斟酌损益 ,谋大局以利战、智战攻心为上,化被动为主动。

  忍辱负重、说易行难,父亲虽以身示范,但要说服自家亲人,才更难上加难!与陈毅、粟裕等人谈话,设身处地,可怎么谈呀?义愤正确!理智更对!刘通宵达旦,烟雾缭绕,促膝倾诉,亲自谈了上百位好同志。先国难、后私仇,大道理说服小道理,大原则管着小原则。千钧一发之际,方显书记政委之重!

  时势造英雄,现在党史军史上公认,最关键的历史关头,保持头脑冷静、力阻全面军事反攻,为历史做出重大贡献。

  可以回想一下:如果不是父亲顺势把陈毅“扣”住,把粟裕、张云逸、邓子恢、叶飞、、陶勇、王必成、刘培善等部队都留在了江北,情形会怎样?这不是假设历史,而是透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。

  皖南事变后,立即重建新四军。1941年1月17日,通令撤销新四军的当天,刘就将重建方案报党中央。1月20日,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。

  1月25日,皖南事变结束十天后,蒋介石通令撤消新四军八天后,新军部成立大会隆重举行。正式任命陈毅为代军长、为政委。在重建大会上,陈毅宣布:胡服政委的真实姓名就是,“同志,是我们中国的领导之一。他有20多年的斗争历史,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……抗战后,他到华北,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;到皖东,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;到苏北,也一样是如此。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。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同志领导下,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,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,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,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”。

  此时,父亲才公开了真实姓名身份。他讲:“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,是人民的军队,是植根于人民之中的……我们是越打越强!”再次向世人郑重宣告:“我们是铁的新四军” !

  经多次向中央提出整编方案,2月18日决定,将原在江北指挥部的陈毅、粟裕部整编为第一师;后组建的张云逸、徐海东、罗炳辉部为第二师;原八路军一一五师黄克诚部和彭明治、朱涤新部划为第三师;又令原非新四军军部指挥的彭雪枫、张爱萍部为第四师;中原局在鄂豫皖的部为第五师;仍在江南的谭震林部和张鼎丞部为第六师、第七师。其中,二、三、四、五师都很大,不属原新四军军部建管。新整编的新四军9万人(其中老新四军1.8万),壮大了多倍 。父亲英气十足:“原来我们只有几个支队,现在他(老蒋)一打,就打出我们几个师来了”!

  3月,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:因已不能发挥作用,“将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,由、饶漱石、曾山、陈毅组织”。曾山叔叔提出,地理名称“中原”不包括“东南”,“改为华中局”可好?父亲速将建议转报中央。

  4月27日,中共中央将东南局、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,辖区包括新四军活动的所有地域。为华中局书记、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政委,实际上是华中的最高军事领导 。

  革命斗争中,有顺境必有曲折,错误挫折在所难免,能汲取教训为至善。为什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败了呢?特别是牺牲了游击战争发源之地的老种子部队,由谁来承担责任?我们可以争论,但不妨对照新四军在华中的蓬勃兴盛和辉煌胜利,可见功过兴衰,必有是非对错,洞若观火。

  重新整编的新四军,壮大了许多。但仓促组建后的问题繁多,很不统一、更不平衡。“皖南事变后遗症”、各自为政的游击习气、项英的错误思想影响,都不可小视。

  父亲首先抓住思想政治整顿。此时,皖南事变突围脱险的胡立教等人陆续归队,使大家对皖南事变的详情及原因,有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。一针见血地总结经验教训:“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,深入敌后,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,求得发展壮大,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。结果,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,守了三年,没有守到兔子,却守来了一只老虎,反而把自己吃掉了”。

  错误与挫折启迪我们,必须迅速肃清党内军内错误思想。父亲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“党军”的任务,强调“绝对服从党的领导,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”。为消除皖南事变后的茫然困惑,凝聚军心、统一思想、发展壮大,奠定了稳固基础 。

  无论白区红区,父亲在华北两年多——从无到有、夙兴夜寐勤文武,以柔克刚、枕戈待旦力抗倭,“对此漫嗟荣辱”。

  无论敌占区解放区,父亲在华中两年多——以弱胜强、“沙场烽火侵胡月”,反败为胜、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,战地叱诧风云!

  “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(语)”。说,毛、刘、周、朱这一代领导人是历史形成的,在中国革命实际成败中,检验出孰是孰非;在最重要关头,推举出第一代领导集体。

  1941年9月,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(史称“1941年九月会议”“整风会议”),检讨正确与错误的路线问题。陈云、任弼时和王稼祥等提出,现在检查起来,过去十年来(1927~1937年)的白区正确路线是以为代表的,他是久经考验的,很老的、很好的领导人,“位置摆的不适当,要正位”。

  在1937年就说过,少奇同志在路线问题上很少犯错误,“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工作和处理党内关系,都是基本上正确的……他一生很少失败……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,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”。

  这不仅为错误路线的实际结果所验证,也为这些年在华北、华中的一系列成功实践所验证。

  后来回顾,说了段平实而又耐人寻味的话:“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 ,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,其他是拥护王明、博古路线的。要改造中央,就非经过各种步骤,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……1941年‘九月会议’是改造的关键”。“九月会议”未结束,发紧急电报,一定要让安全回延安,并在返程中解决山东等问题。

  此时,父亲到华中(包括中原局)不到三年,局面已大变。然而,许多棘手问题仍需解决,华中局和新四军(新建半年左右)不赞成刘回延安,“否则会失掉中心”。逆强势、力顶暴风骤雨,顺民意、苦战夜以继日,繁重的工作、劳神伤体,巨大的压力、呕心沥血,使尽洪荒之力的,积劳成疾,更难即时离开 。

  1942年3月,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快结束时,宣布中央决定他回延安。19日,父亲带领一百多名赴延安的干部,离开华中局经山东转赴延安。

  第一次世界大战,日本将德国人赶走,划山东为势力范围(半殖民地),甚至比满洲还早纳入日本所谓的“共荣圈”。前面提到父亲在顺直省委时(1928年),适逢济南“五三惨案”,他深谋远虑,就做过暴动准备。在北方局时(1936年),领导恢复和发展山东党的工作,派黎玉任省委书记。初到济南,黎在街上拉黄包车,既以此糊口,又挨个寻找断线、隐蔽的同志,恢复重建起各级党组织。蓬勃兴起的全国抗日高潮,对山东人民既是巨大的声援和促进,也使山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。一方面,气急败坏的日寇对抗日军民更残酷;另一方面,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反抗更强烈。

 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父亲即把山东划为独立的“游击战略区”,发动山东多地起义暴动,拉起武装。其恸地牺牲,不亚“东北抗联”;其惊世顽强,不逊“冀东暴动”!1938年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(1942年5万多人)。1938年底至1939年夏,、朱瑞、陈光、罗荣桓率一一五师第一纵队(共7000多人)梯次突进,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,共同发展,形同插入日本肋间的钢刀,战略地位极为重要。

  当年所谓的“山东问题”,简单说是军地之间不协调、领导之间有分歧,干部不团结,影响了发展。父亲在山东四个来月,广泛调查研究、反复交换意见,开了多次重要会议,加强组织和领导、调整机关与部队,发动群众、减租减息、改善民生等等,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。“山东党拨正了航向……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,而且由此乘胜前进(黎玉回忆)”,为坚持抗战,发展壮大,为日后的解放战争打下很好的基础 。

  再次启程,7月底到微山湖。铁路线是日寇最强的封锁线,为全力护送刘一行跨过,铁道游击队奇兵巧计、神出鬼没。父亲目睹耳闻、仔细询问,很是赞赏、鼓励推荐。解放后,出小说拍电影,影片结尾有句话:我们马上有新的任务,要护送中央首长——小说则提到首长名字。

  上面讲到在北方局时,父亲发动、发现平原游击战,并进行推广。这次沿途,他还发现了地道战(吕正操、黄敬总结)、地雷战(陈赓、王新亭总结),广为推荐。他赞扬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,并将游击战争上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,普遍应用于实战!后来这些都拍成电影,并在世界上被广泛效法,载入军史和教科书 。

  在世界军史和军事理论界,总结就是创造。一个战例、一种战法登堂入室已极其难得,如闪电战、登陆战、偷袭珍珠港等。而游击战争——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、战术、战法,一系列蔚为奇观的战例,其整套的理论与实践,在世界军事史上写下极为辉煌的一页,占有重要位置。其发明者当属中国人民!我想,当年的发现者、推广者和理论总结者,功不可没。

  经过晋冀鲁豫根据地,老战友们久别相逢,情深意切。曾在“文革”中与我父亲紧绑一块儿的叔叔,晚年回忆起,少不了那次迎接途经过客,炖了干羊肉,“好久没吃过肉啦 ”,倍儿香!四川人最会吃,能让一位尝遍天下美味的巴蜀老叔回味终生的,那得多香啊?——闻香思人,真情实意!

  有时,我会陷入冥思妙想:老辈将帅,指挥千军万马、驰骋血雨疆场,久别托命战友,重逢相拥摩肩,尽享口福笑谈,返朴归真还童。那气息氛围、历久回味,别样浓浓香!那天真神态、童叟无异,同样萌萌哒!——不觉痴迷,让我泪盈。

  战友佳线月底,父亲到北方局、八路军总部、太岳等地区。(9月21日)电示:“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”并附材料。父亲熟悉华北,深入考察,肯定了大局主流加以鼓励后,批评了彭总(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,书记已调回延安)。主要是指,兵最多、人最强、军地条件最好、群众基础最厚,各方面发展却没有许多地方大;彭偏重军队,轻视其他,主观自负等。看着刘当众批评,彭却微笑着给刘倒茶水。大家都很吃惊,彭总脾气大是有名的,谁都敢顶敢骂,没见过这样和气的。

  (生于1898年11月24日)与彭德怀(生于1898年10月24日),俩湖南伢子从青壮年起,都坚毅执著、敢做敢为、实话实说、平强扶弱,不露温情却内心如火。按时下话,哥儿俩肝胆相照、关系更坦诚率真,更平易随性。彭对刘也发脾气,但每次或被刘严肃理智地说服,或证明彭有误,有时几句话就噎住没词断片儿了。所以越吵越少,甚至听着严厉批评,彭也成了“好脾气”。除了刘,还有一位高岗,对彭是你粗我更粗,开口即骂,见面即骂,骂了笑,笑着骂,骂了夸,夸着骂,彭只得笑笑“没脾气”[我从很小时侯就反复听此说。据说一次彭总骂“高麻子”,高回骂了一句,彭被逗笑了,以后经常用以自嘲:“我的坏脾气是,高山顶上(高的原话是‘高岗头上’)倒马桶,臭名远扬”]。这在党内高层已见怪不怪,彭总恰恰与这两位“不对脾气”的人交好?传为笑谈。

  叔叔有段回忆,认为这次路过,父亲批评彭伯伯过严过苛、不平不公 ,说俩湖南老倌,倔起来拍了桌子。我还听许多当事的老人们讲:刘批评后,彭犟起来,一头扎进地方党政,像打硬仗狠抓猛冲,深入调研仔细倾听,民主讨论群策群力。彭总脾气没改,工作力度和方式大变,强将手下本就无弱兵,又为大将军憋着一股劲,像那般感同身受、齐心协力,推举各项工作报捷!正应了《论语》中说的:有过“更也,人皆仰之”!我琢磨着,父亲或许做对了?可能是过于严苛,但至少他是为公,何况效果奇佳!

  庐山会议顺利开过十多天,毛主席突然将彭的上书印发。开始许多同志认为彭总反映的意见很好,张闻天说毛主席还当面肯定了他的发言。始料不及,毛主席临时召集全体会议激烈批评,没有任何回旋余地,会议转向。并非当今有些人意想的众皆默然,庐山批彭一边倒,群起而攻,群情激昂,批判的不是彭上书的内容,不在“为民鼓与呼”,而是纠葛积怨旧账,上纲到趁机发难篡权,彭百口莫辩。我始终默忖纳闷,彭对毛说了句名言:“华北会议你骂娘我四十天,我骂娘你一天还不行?”这指的是1945年“七大”前后断续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,为什么冲着毛嚷?这句话被抓住当作彭动机不纯、挟嫌报复的话把儿。我觉得是欲加之罪,这话没那么简单。但从效果上看,不说为好。

  1962年一二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,父亲解脱了黄、张、周,说彭德怀给党的主席写信“不算犯错误”,只要搞清彭利用高岗是否与“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”(彭立即“郑重声明没有此事”,后上《八》),明摆着给彭的“庐山事件”平了反,明摆着留下一小步由毛主席作决定。逆向大搞个人崇拜迷信,谗佞言行记录在案 ,可谓“谮人之酿祸”。

  父亲锲而不舍,耐心说合转圜。直到1965年9月23日,毛主席见彭德怀(、、彭真在座)谈去三线工作,说“也许真理在你那边” 。同月,也“下放”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。可算松了口气吧?仅一个多月后的11月10日,上海就刊出批判《海瑞罢官》文章,直斥为彭翻案。难道、姚文元、戚本禹(均被最高法院判刑)敢批判不成?

  1942年11月,父亲从彭总处开拔,过晋西北。贺龙元帅后来多次跟家人回忆为洗尘,热情热烈,朴素真挚。不知刘可曾向湖南老乡提起“八一起义”前,搭贺军长差船上庐山的往事?雁北的凛冽寒风中,贺龙伯伯把皮大衣披在父亲瘦高的身上。现在的影视照片上可看到,1949年中央进北平检阅时,穿的就是这件军大衣,一直到“文革”。今已成珍贵文物。

  三位又同为湖南人,祖居相距不足百里。当毛伯伯“意气风发、指点江山”时,父亲和弼时叔叔作为第一批留苏学生,负笈莫斯科。一年后,“从西天取经”归来,与(书记)同在湘区执委“一个班子”。因反对“立三路线”,毛、刘各自在红区白区挨整,又同时于六届四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为候补委员。遵义会议后,逐渐成为党中央的主持人,直到这时才正式成为“一把手”。成为“二把手”,同案辅佐指挥全党全军,运筹于帷幄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。

  这年4至5月,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、却易被忽视的大事:让各国倍感意外,共产国际突然宣布解散!显然,这是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卫国战争之需,斯大林当机立断。无论对国际运动的利弊得失如何,此事对中国来说,则意味着历史性的大解脱、大激励、大飞跃。雄鹰羽翼已丰,直上山巅云间,翱翔海阔天空!

  1943年9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,会议批判王明前“左”后右的错误路线年九月会议”。会前会中,周恩来长篇报告路线问题,说道:“白区工作时期(1927~1932年)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”。经过断断续续几个月认真深入讨论,认定了许多是非,为后来起草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提供了依据。出于下文之需,仅简述一事:受王明错误路线影响,我党在整个南方的抗日武装只有万余人 ,北南态势相比,成败天壤之别。项英已故作古,没人追究;王明巧舌如簧,也无辩词,没咒念了。实践得出的结论,证明了真理在哪一边。会议决定,“巩固北方,发展南方”。准备先从河南、湖北向南突入,负责。

  有台湾将领跟我说,抗战时,国军在正面战场,起主导作用,共军是敌后战场(意为偏师)。我说,你们的官兵确有许多英勇事迹,为中华民族做出牺牲很光荣。但你们实在是没打几场漂亮仗,台儿庄战役三十万打胜五万,整个徐州会战(台儿庄是其中一场战役)、武汉大会战(徐州会战是其中之一)都惨败。“降兵如潮,降将如毛”,成千上万官兵,换身衣服、改个建制就成了伪军。直到1945年,以优势装备对苟延残喘的日军,你们“国军”还丧失大片国土,仅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中,浙赣闽竟有十来个市县陷落于日军铁蹄,你们丢了半个中国。而我们“步行夺得胡马骑”,在敌后打出100万军队、几百万民兵游击队,打出一亿多人的解放区,没靠你们的支援,、物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缴获、自力更生解决的。更从未有过成帮结伙的叛降。谁是中流砥柱,事实胜于雄辩!“的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,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,更加明显的落在我党身上(语) ”。为什么抗日战争之后,人民群众拥护、废了呢?

  1944年9月22日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,酝酿成立提出的“解放区联合会”,认定我党实际上抵御了四分之三的日军,而军队仍在丢弃国土。在会上又提出:“除解放区联合会外,还可成立解放军(8月刘已在军委提出),八路军、新四军名义已经不适用了”。经会议讨论交“七大”决定 。

  只强调说明,父亲是最早提出“思想”的倡导者之一,为将其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,他多年来所起的作用,无人堪能比肩。七大上,将思想定义为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”的指导思想,并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思想要义内容 。虽“文革”数年歧义蹉跎,终又回归他的原定意,沿用至今,永志党史。

  日本投降后,毛主席、周恩来赴重庆谈判,代理中共中央主席。隆重送行后,他和朱老总直奔中央党校,向东北派出大量干部。父亲动员:“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,能走路的先走,能快走的先到,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,能进去就进去,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,抽几万去,一切要看情况,有空子就钻,铁路不能走就跑路,大路不能走走小路。日本人垮了,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,苏联红军走了,还没有去,你们要赶快去抢。”一场潜流汹涌的闷头大赛跑、惊心动魄的战略大调动,就以这句“抢占”光耀史册。

  此时,有两大难题:第一、党的七大刚刚确定的战略方针已不适用,急电、周恩来,必须因时而变、就势改新“向北推进,向南防御”;第二、接收日降区(包括东北)、合并解放区,必须重新划定党政各级组织区域,调动任命大量干部。而此时,不可能开党代会、中央全会,甚至书记处领导都分散开,无法集体决定。

  主持当机立断,先后将三分之一的政治局成员、百分之四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派往东北;从全军抽调一百个团的干部(团营连排班全套)收编改造几十万伪满军警;将八路军(主要是山东和冀热辽)十万、新四军(三师)三万多部队速调东北(称东北人民自治军);新四军(包括军部)十万调入山东;华中及江南十多万梯次向北收缩。从速动员、闻令出发、急进前行、昼夜兼程。百万军队的调整过程,可谓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紧急大调动、大转移、大进军;布局的结果,逐渐形成大野战军集团,可谓我军正规化的大飞跃、大手笔!

  借“收复失地”,蒋介石调令几百万大军抢“摘桃子”。父亲下令所在军队、地方武装迟滞军北上,适时提出“纠缠扭打战法”。简单说,就是野战军倒过来分散配合地方武装、游击队和民兵,围追堵截、游击骚扰、摩擦破袭(平原游击队、铁道游击队、地雷战、地道战全套“拿手好戏”,集中派上用场,大显神威),前后左右粘住,一路纠缠扭打,即让美蒋军焦头烂额、称之为“八路扒路”的全新战法,令其进退维谷、如陷泥淖,晚了三个多月进入东北、华北,为我党赢得时间。而我军民“不暴甲而胜”,几无损失、收获颇丰 。

  这时期,朱德总司令和父亲不失时机,陆续组建了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,下决心打了上党战役,歼灭阎锡山军十多个师三万多主力;又赢得平绥等战役, 保卫张家口,消灭傅作义军万余。在重庆谈判的闻讯,连呼打得好:“人家打来了,我们就打。打是为了争取和平。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,和平是不会来的”。

  这期间,形势极其复杂,变幻无常,“抢占东北”仍是最棘手的。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,蒋介石动用了最先进的装备,将军队大批运往东北。苏军遵守“中苏协定”,撤军时将城市交予军队。而此时,中共虽立足未稳,却占先机进驻了主要城市。夺得未坐稳的宝座、掌控难保住的政权,谁舍得拱手让出?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前出山西,关于游击战争有一场激烈争论,与其相似,我军又面临胜败悠关的大抉择!可想各种思想行动碰撞之剧。

  如此背景下,果断地提出“让开大路,占领两厢”,以农村包围城市,放手发动群众,一手抓土改,一手抓生产,一手抓练兵(整训15万野战军、20万地方武装,进行剿匪),广泛建立根据地,党政军企、全面发展。说:“只要我们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,紧靠着人民,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”。这为以后的辽沈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,已被定为大转折期的历史性贡献。

  这段时期,形势变幻莫测,敌我消长难料,喜忧得失掺拌,进退取舍难计。父亲主持,将与“五大书记”紧排的彭真、陈云两位候补书记,加张闻天、高岗两位政治局委员和大量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集聚东北,可见委任之重。对父亲来说,最头疼难定的,恰恰是在这重中之重的内部,是在亲密战友间的无私争议、高明判断中,作出抉择。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的争议,甚至吵到投票改选了书记(当时有内称“小遵义会议”)!对秀才们吵不清的问题、自己断不明的官司,索性甩给兵,拼枪杆子说硬话,由战场打出个清明来。四平战役之惨剧激烈,即为内因的外在表现结果。让实践来验证判断。

  当时,最令人纠结的是“和”与“战”的问题。十四年抗战胜利,人心思定,人民要和平,如久旱之望云霓,而我们党更是应乎天、顺乎民,力主和平建国。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出面调停,摆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样子。我们当然渴望并力推中国进入“和平民主新阶段”。“文革”中,父亲曾两次透露,毛主席甚至一度考虑:将中共中央从延安迁至南京附近的天长(皖东)、六合(南京郊县)……然而,再好的愿望也必须面对现实、脚踏实地 。应该说,在中共中央,对蒋介石始终保持相当高警惕的,父亲为其中之一。

  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这八个月,抢先部署下中国政治版图上强弱胜负的阵势,被形容为“乾坤翻转,日月重光”。对父亲个人来说,也是最为繁忙、倍感重压,成就辉煌的高峰期。然而,他依旧为而弗恃、推功于众,甚至功遂身隐,毫不显山露水。至今,几乎每位当事者回忆到这一段,都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精彩故事,而我们却见不到,被公认为彪炳春秋的这位统帅领袖,有任何自诩言词。

  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”,作为修养到家的员,原本自然。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,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朦胧飘渺,他说出、做过些什么?他贡献、遗留些什么?今人知之多少?甚至连“何以成为中国的第二把手,何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,长久以来却是青年人不知,中年人不清,老年人不详的一个讳莫如深的疑问” 。眼下,我愧为人子,谨俯首轻言点提纲。

  1946年6月底,父亲不幸而言中:美国通过《军事援蒋法案》,几十万军队,大举围攻鄂豫两省的中原解放区、郑位三部。在负责指挥“中原突围” :大部队血战,胜利杀出重围。按先念叔叔晚年见我时的说法:“你爸爸指挥我们又打了场大恶仗!惊心动魄啊!”伟大的解放战争,就此拉开序幕!

  总负责地方党政的转移转型和坚决斗争。这次拉锯激战的主要地域在华北,而从“中原突围”始,我军收缩转出的主要地域则在华中。军队气势汹汹、还乡团蜂拥卷土重来,内战烽火爆燃,和平期盼归零,父亲严令陕甘宁、华北、华中党政军:“不以退却为方针,应以防御为方针”,城市“隐蔽精干”,“准备乡村的进攻”。各级党政顽强坚守,组织机构必须健全,人员精简分散,重操“拿手好戏”,“开展游击战争”,“不作别的打算”。特别指示豫、鄂、皖、苏:“反对退却逃跑,畏难怕死”,除必须撤离的,尽量留下加强农村和基层,“坚持斗争,保存力量,以待时机”;同时还组织派出一批批干部和部队,分散遣回老区,到敌后去。

  鏖战三个多月,1947年7月,深谋大略,转坚守为强攻,挥令三军:、率12万大军,力战20天“千里跃进大别山”,杀回“中原突围”后仍顽强坚守的鄂豫“老区”;同时,陈毅、粟裕率大军跳出内线,搏杀荣归新四军“老家”豫皖苏;陈赓率大军拼向外线,速战高歌打回豫西的“中原故乡”。“大军回老家”如鱼得水!党政军民喜泪飞!战略大局立现“品”字型进攻态势,俯瞰南京、雄视武汉,遮断军为南北两大集团。此勇猛“南征”,备宏大“北战”!为日后在东北、华北、华中我根据地上的大决战,摆开阵势格局。

  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西柏坡,最先办的一件大事,就是在已组建的野战兵团基础上,“建立统一的强大野战军”。受委托,朱德(军委副主席兼)总司令、(军委副主席兼)总政治部主任首先从华北开始,炮火连天一年多,统一按序列整编成五大野战军。这在解放军建设上的意义,在现代中国军事上的意义,毋庸赘言。

  第二件:先召开中央兵工交通会议,统一领导,实行企业制,重组合并,互相调剂,提高生产,立见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供应,被千百万支前民工输送前线。继而,着手统一财经 ,果断合并晋察冀、晋冀鲁豫两大中央局,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,统一华北党政军群机构,为建立新中国做组织机构准备。为此,兼华北局,董必武为政府主席。开天辟地,中国第一次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,与人民军队和国防的关系无比重大!

  第三件:面临着土改分地和建国执政的大任务,预见到百万雄师的大决战和即将接管全中国的大趋势,中国在内部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反腐败、倡民主教育整顿。从禁止“村长、县长称王称霸”、村民“投豆选举”,到各级干部必须舍己为民,决心“给人民当儿子、当长工、当牛马”;从军队的大“诉苦翻身”热潮,到中共力戒“接收”恶行、镜鉴李自成教训。置身于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前夜,大声疾呼警示:“是什么都不怕,就怕的是脱离群众,只要永远依靠群众,就是不可战胜的” !

  我仅提请回顾,三大战役都是“围点打援”,战场都由解放区为依托和支撑:辽沈战役(在东北)的实力是怎么抢得铸就的?平津战役(在华北)的基础又是什么?傅作义的政令出不了海淀,被逼到何等地步,北平才能和平解放?淮海战役(在华中)两大野战军,逐鹿中原,陈毅说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。正是我党我军在东北、华北、华中稳稳占住,建立广泛稳固的群众基础,方能纵横捭阖、势若摧枯拉朽,打倒蒋介石,解放全中国。而,曾在顺直、满洲、上海中央、中央苏区、长征、北方局、中原局、华中局,抢占东北、“向北推进”的战略大调整、三次“重返”游击战争、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、中共中央华北局,正是第一线的直接指挥者。三大战役,在东北、华北、华中连环重叠开打,,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、实干家、战略家。

  淮海战役后,对“60万(共军)吃掉80万(蒋军)”,斯大林数度惊叹“实在了不起!”但他一直不解,询问手下傲视全球的苏军将帅,无人能解答。1949年夏秘密访问苏联时,礼回所问,先略述解放区的布局,又简介了“围点打援”的筹划,再概括了制胜因素。斯大林频频点头赞许,伏罗希洛夫、朱可夫等元帅们连连举杯高呼“乌拉——!”我想,“老大哥”赞叹欢呼的,是天才的指挥和军队的善战,更是父亲话语中的精髓:这最大规模、最为经典的正规运动战背后的制胜真谛——人民的战争!

  从1947年7月的解放战争大反攻,直到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后,近两年时期,最快手机看现场开奖结果直播。在华北、东北,特别在华中大地上,养育出几百万人民解放军,消灭掉几百万大军,支撑人民解放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,出动亿万民工,救治百万伤病,优抚烈属伤残,供给军粮军需,动员补兵入伍,遣返消化俘虏……尤其在屡遭“水旱蝗汤”劫难的河南,在饱受日伪欺凌蹂躏的山东,沉重的养兵负担、巨大的战争灾难,任何人都不难想象。

  历史往往聚焦辉煌的战绩军功,但也没忘记代价和牺牲,每每改朝换代,中原战乱,民不聊生,饿殍遍野,赤地千里。实在令人惊异,中国史上空前宏大的战争中,却罕见兵荒马乱、兵灾难民的史记实录。在中共各级报告的文献里,可见叫苦喊难、战场损毁的报告,但没有推卸责任、上交问题的,反倒多有主动提供帮助、争抢最艰巨任务的。居然,“老区”还实实在在支援救济了无数新解放的城市乡村!真会没有问题?我想,只能说明:人民群众的全力以赴支持拥护,地方党政的根深蒂固务实高效,人民军队的纪律严明拥政爱民。这最生动描绘出、最深刻解答了: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战争!

  济南战役(淮海前战)和锦州战役(辽沈前战)疾进接火,决杀在即。1948年9月8日,中共中央七名政治局委员和各方大员等中央委员、候补委员,开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局会议,史称“1948年九月会议”。报告提出:“军队向前进,生产长一寸,加强纪律性……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,建军五百万,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”,三年“根本上打倒”。主持会议说:“要准备大的会战”,一役“消灭两三个兵团”,“锦州、济南会战,如果他们(军)的援兵来,那是对我们有利的……这就是围点打援。”并将“打倒,统一全中国”正式摆上全党的议事日程 。之后的辽沈战役、淮海战役,确如料想和庙算展开,我百万大军决战完胜!

  会议中,父亲先讲了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发展合作社 经济的问题。最后一天,他又做了长篇讲话,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五种经济成分,社会经济的“基本矛盾”就是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”;“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……是长期的……和平的竞争,这里就有个‘谁战胜谁’的问题”;决定胜负的“是小生产者的向背”,对其“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”,要靠办好合作经济“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”。这为建立新中国明确了最根本的问题。与会者听后顿感耳目一新、身心振奋,毛主席带头鼓掌盛赞,并让父亲组织起草文件,准备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时用 。

  会后,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反复讨论,9月30日,没能参会的张闻天(在东北)也给中央报来《经济方针的提纲》。集体的智慧与的思考相辅相成,构成了一年之后《共同纲领》的主体灵魂和基础,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代宪法(称为中国的“人民大宪章”)。至今,我们仍在坚持“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”,仍在“和平竞争”,仍在为实现“全面小康”的目标而奋斗。

  1949年3月5~13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,提出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基本政策(包括经济和社会制度)。号召: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“克服困难,夺取全国胜利”。这次全会对中国极具指导意义。在这次会上发言《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》:号召“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”城市管理问题,“接收得好,还要管理得好,还要改造”。最后他代表中央提出:“大量的搞”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。至今,这仍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。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父亲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在党的建设、政权建设、经济建设、思想建设上。我认为,他也是有意在军队建设方面疏离了一些。抗美援朝时,先后委托、周恩来、彭德怀主持日常事务,但许多工作仍由主持。例如,组建和装备中国的防空兵、空军 、海军,是在建国前的1949年6月至8月,赴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提出,并当场得到满意答复 。

  1954年9月下旬,不设置副主席,、周恩来就没有再任职务。从1943年3月起,父亲担任副主席,共11年半,并主持过军委工作。他任职期间,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、革命战争胜利进程和国防建设突飞猛进、成效最为卓著的时期,也是中国现代军事和军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、为世界所公认的最重要时期。

  早在1950年,朱德总司令提出军队正规化,准备授军衔。经过长期细致酝酿,基本设计套用苏联的军衔体制,拟订的方案和名单反复上下。1955年2月8日,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》。按斯大林例,原拟为大元帅。毛伯伯坚辞不受: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,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呀!到群众中去讲话多不方便呀!依我看哪,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。对说:你也在部队搞过,你也应该评元帅。父亲说:不要评了,我现在不在军队工作了。又问周恩来和(时任国务院副总理、军委委员):你们的元帅衔要不要啊?周伯伯说:不要评了。小平叔叔说:当什么元帅哟,早不带兵了 。

  胡志明(原名阮爱国),越南劳动党的创始人,后成为震撼世界的伟人。越南原为法属殖民地。胡留学法国,1920年加入法共,后到苏联。1925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,到广州参加大革命。在为主任的农动讲习所旁听,讲授中国工人运动;在黄埔军校旁听,认识周恩来、陈赓等。所以,胡一直称毛、刘、周为老师,尽管胡的年龄比他们都大一些。

 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越南,胡志明立即派两位特使持亲笔信来北京。1949年12月28日,父亲起草中共中央致胡志明电,同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。两次与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面谈,派他赴越南当中共联络代表,持刘的亲笔信出发。此时,胡志明已请长假,“赤足步行”亲来中国,在崎岖山间走了17天,见到边界上的解放军战士,高兴得又抱又亲。小兵们听说这位老爹是越南主席,不敢相信,马上速报 。

  自此,父亲一直总负责援助越南。他与(新四军老人,时任解放军第十兵团政委)面谈,委派其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。韦是广西壮族人,懂些越语,认识胡志明。之后,开始大规模、“全方位”、“毫无保留”的援助。刘给胡的信笺电报不下百件,以至军队怎么编?物资怎么运?根据地怎么建?边贸与援助怎么区分?群众生产生活怎么抓等,全面周到。

  首先,就是要打通接壤的边界。父亲亲手修改作战方案:不仅打通广西,还加上云南。1950年5月23日,电示陈赓(原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、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、军区司令、军管会主任),“望用心协助他们,使他们在老街战役中获胜……将来作战指挥及后方勤务等,陈赓同志均有亲自前去协助之必要”。7月,“边界战役”初定,委任胡志明的这位老熟人(黄埔军校时),为中国全权代表,入越南帮助 。9月至10月打了大胜仗,消灭法军8000多人,解放5市13县750公里边境。

  在听取汇报后,父亲敏锐地察觉到越南西北高原的战略地位,若占领后我将与北越连片,滇越铁路疏通,援助力度大增,兵锋利指平原。1951年9 月,当面向秘密访华的胡志明提出“西北战役”重大战略建议。胡惊喜瞠目,泪流不眨……刘即派罗贵波兼军事顾问团工作 ,全力帮助越南建立正规军。

  1953年冬至1954年春发动旱季攻势,越南新建的几个师正规军,全部上阵接受实战考核。也将我全套教官转为顾问团,遂行战场考评。骄傲的法军经过“边界战役”已不敢轻敌,但说什么也想不到,全套美式装备的“土越共”如此厉害!法军一触即溃。我“西北战役”取得重大胜利,打乱法军部署,将其压抑在奠边府地区。我夺得主动权 。

  紧接着1954年5月7日,刚被我训练合成步、炮、工、通、装的越南正规军,大胜于奠边府。法军方16000多被歼,俘虏将军和士兵10000多,西方大受震动。法国要回战俘,撤出越南和整个东南亚,保大皇帝被废黜蛰居巴黎,越南按17度线北南分治;早一步驱逐法国殖民者、已解放的老挝王国,也就独立了。这就是日内瓦会议谈判定的。唇枪舌剑的激烈之“谈”,最后不得不承认服从硬道理,“判”定了既成事实。

  美国介入南越,先暗中操控、后发动战争,“逐步升级”。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援助,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军援,的意见不折不扣地执行。直到“”开始后的1966年7月22日,在广场十万人集会,发表《主席声明》:“我代表七亿中国人民,向全世界庄严声明……中国七亿人民,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,中国辽阔的国土,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”。

  “”初始,正在中国,到杭州见毛主席(、康生在座),毛伯伯说:我明年七十三了,这关难过,阎王不请我自己去……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……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,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。接班人究竟是谁……不得而知。要准备,还来得及……我们最近这场斗争,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,已经七个月了。最初,姚文元发难(指批判《海瑞罢官》文章)……现在我们……搞。 胡伯伯表示不理解:我们越南不搞,武化大革命还没搞完呢。建议到学校看看大字报,胡志明看完后,纵有千般味,更与何人说?自语一句:大字报所指的那些人要是看到这些,该多伤心哦!

  “”,是人民、国家、和所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灾难,皆遭罹害、玉石俱焚!1976年10月抓捕“”,主席正式宣布“结束”;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“”;经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大讨论、《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》 。

  “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、各项事业,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,并都是(无一项不是)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……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,都要有群众观点”。什么是群众观点和路线呢?他说:“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,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,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,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,这一切,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”,有这些观点“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,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”。怎样做好群众工作呢?简言之:“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,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” 。

  “少奇老亦奇,天命早已知(朱德赠的诗句)”,父亲的一生与军队、军事、国防确实有不解之缘,紧密相连。那个时代,决定了他必须为保卫炎黄子孙而拼搏,必然为振兴中华而革命;那个时代,决定了他的理论信念、文武兼备,造就了他的卓越卓荦、文武殊荣。他披肝沥胆,乘势顺民,披荆斩棘,卫黄保华,将永昭史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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